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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生活记忆:纯真时代的衣食住行(组图)



  图文来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作者: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社授权提供,请勿转载。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50年代生活关键词:列宁装布拉吉粮票户口本公共食堂排子房给水站当当车卡通舞离婚洗澡四联美发店广播体操打麻雀斗地主公私合营全民炼钢工资定级。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城楼上集体亮相,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纯毛华达呢中山装,这种服装是当时的中国男子的正装礼服。——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新中国成立之初南京有童谣唱到: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列宁装”开始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

  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然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

  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道:“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穿着列宁装的青年,列宁装是50年代知识妇女和女干部最常穿的服式。——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男工装(上),女工装(下),这种工装裤宽松肥大,便于劳动,再配上白色毛巾蓝色解放帽,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里,这种工人装束是十分时尚的。——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改变粮食加工标准,提倡食用“九二米”、“八一面”,并规定,一切粮食公司商店只许出售粗米粗面。

  所谓“九二米”,就是指100千克糙米碾磨出92千克白米;所谓“八一面”,就是指100千克小麦碾磨出81千克面粉。这样可以保留较多谷粒糊粉层和谷胚,营养价值相对较好。

  政务院这一规定,初衷是为了减少浪费,增加口粮。当时初算了一下,如果人人都吃“九二米”、“八一面”,全国一年可节粮八亿市斤。八亿市斤粮食,至少可以养活200万人。

  1950年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谈“标准米”》一文: 过去大家所习惯的粮食加工标准,只顾到米的白净美观,却不知道(或者是轻视了)这种过分把米碾得白净以后,米里原来含有很丰富的营养素,同时也就是我们身体所迫切需要的养料,竟被一再碾磨而弃之尽尽。真是所谓“弃其精华,留下糟粕”,在爱吃白米的南方人中,就常生一种叫“脚气病”的,就是因为白米中缺少了维生素乙1(Vitamin B1)的缘故。

  1950年4月14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倪章祺的文章《人人吃九二米》。文章介绍说:“九二米的营养价值是不是比精白米低呢?我们说,非但没有低,反而要高得多。”文章最后呼吁:

  九二米是最合理想的标准食米,我们青年应该积极协助政府向社会进行宣传,说明它对节省粮食消耗、增进身体健康的作用,劝大家都吃九二米。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计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55年10月21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转发中粮部关于使用粮票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但是,中央政府发现,这些新工人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寻求非农就业的农民,于是下令禁止国有工厂继续从农村招收工人。并且,政府开始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从此,“盲流” 一词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要求,全户或个人迁入或迁出县级行政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报告和领取迁移证。

  1958年1月9日,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从此有了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口之分。之后,户籍制度像一条无形的带子,束缚着人们的自由流动。

  小小一册户口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束缚力呢?户口的作用与它被赋予很多功能有关,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起了钩。

  户口制度在“”期间受到严重干扰。1957到1959年“”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5%增加到20%,国营企业工人从1957年的1500万增加到1960年的3900万。“盲流”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有没有粮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之后,经济受到破坏,严重的饥荒横扫中国大地,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1961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800多万工人和50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到农村。从此以后,维持严格的户籍制度再也没有动摇过。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单,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所儿童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当时一般是土墙草顶,为使其牢固结实,墙基一般在山区用石头砌成,平原地区则用砖砌而成。墙基一般离地面二三尺高,用砖往往是五层、九层、十一层。还有条件好一些的村庄,不仅墙基用砖,四个角也用砖砌成砖柱,一直垒到屋檐,老百姓称其为“砖垛子”。同时,门窗的边沿也用砖砌,叫做“镶门镶窗”。草房的房盖结构,一般是在柱上架梁,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

  50年代初期城镇住房,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

  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当时,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关注。1952年,上海为执行中央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

  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以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人家,浑然一体。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

  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在东郊和西郊,也建设了配套住宅。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

  北京的“排子房”也叫“兵营式住房”。据说,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便于管理、向阳保暖,那时被广泛采用。

  这种房排与排的间距大致三四米,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每间14~16平方米。有的把中间一间前后隔开,配给左右邻间,就形成了两个一间半的“刀把房”,前间朝阳,后间只有北向的后窗。

  这种房子进深短,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大多数人家用“阳光换厨房”,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由于终日难见阳光,室内大多“黑糊糊、油腻腻”。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排子房”把门的首户大多是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老街坊们管这叫“闻着味儿回家”。

  1958年,“”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合院开始了公有化尝试。当时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北京的城市建设,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便转成了城市户口,享受同北京人一样的待遇。但他们没有房子,都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合院里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一般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分到两间房。这样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有的多进院落住进了几十户人家。

  上海公用给水站最早出现于1928年,当时称作零售水站,主要是在贫民草棚之处设水龙头,供贫民使用。但就是这样,1949年以前,上海市内棚户区中还是有100多万人用不到自来水。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陆续设立给水站。1950年,上海有公用给水站355座,用水人口近20万,很多地方是用井水;1966年,上海有给水站3903座,用水人口约l60万,平均400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1979年达到高峰,全市给水站达到4490座。 早期的给水站大都设在棚户区内的中心位置,砌有一个大水池,里面储满了水,用水高峰时人们可直接从池子里取水,以减少排队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这池子具有消防功能。棚户区大多弄堂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入,一有火灾,这池子便是居民灭火的救命之泉。

  上海居民对公用给水站,都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一大早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人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 遇到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要用开水去浇水龙头。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没有了,大家连饭也不能烧。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不好就会摔跤。

  没有洗衣机的时候,大家要洗东西就把脚盆放着接好水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有了洗衣机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放,接上管子就洗起来,这样后面排队的人就难免有意见。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给水站开始的,黎明到来之后,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洗脸漱口,洗菜倒马桶,在一声声亲切的招呼声中,每个人几乎都先先后后地要到给水站来走上一趟。休息日和节日里更是热闹,洗衣洗菜,家长里短,给水站俨然已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l999年6月,位于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上海最后一座公用给水站被拆除。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线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出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闲暇时走亲访友,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讲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可是支部书记强调说:“我们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一定要集体乘公共汽车去,骑脚踏车去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精神。”

  我们都是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青年,经济比较困难。可是自己有了脚踏车却不能骑去,一定要出钱乘汽车,否则就说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样地理解集体主义是不对的。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1956年5月22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路源”的《摩托车手之歌》:

  50年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另外,也有三轮车,但价格不低,比如当时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1951年1月30日上海《青年报》介绍了一种舞蹈:卡通舞。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集体舞,不限人数,不限图形,但必须要有一个带头的人,他做什么动作,大家就跟着他做,而这些动作都要带头的人自己创造图形,所以带头的人要有些舞蹈基础。在动作上要求千变万化,速度可慢可快,动作要像卡通电影里那种矮人走路那样滑稽些,这样能增加趣味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一个“带头大哥”。

  动作方面可以加一定的内容,譬如我们要表演人民志愿军,那么就可以做出手拿刺刀向敌人奋勇刺杀的姿势;假如表演战争贩子,就可以用两手抱头,腿一拐一拐,表示狼狈的样子;假如要表现我们的愉快,扭些秧歌步子也可以,但不要太多。总之,动作越多越好,跳时也越将有趣。

  当时还有拉手舞,人数不限多少,必须是双数;队形两人一组,脸相对,排成内外两圈;动作开始时两人面对面,左手拉左手,右手拉右手,使两手交叉。

  还有一种狂欢舞,参加的人围成一圈,人数不定,在开始时,中间可以进去一部分人,但人数不能超出外圈。在开始时圈内可以跳自由式的秧歌步,到一定的音乐节拍时,里圈人一定要找到朋友,右手致礼。

  一些青年人参加舞会、上舞台,也想化化妆。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介绍了怎样化“青年妆”:

  化妆开始先擦上些凡士林,塞住毛孔,就可以上底彩了。底彩一般用棕色加肉色,嫌黄时可添上些嫩肉色。

  打好底彩后,就画鼻子。一般用大红油彩加黑眉笔或黑眉膏(黑油彩太稀容易滑掉)。画鼻子时,不能给人有线的感觉,要中间深,渐渐往两边淡下去,使人看上去是个柔和、自然的立体。

  接下来是上面颊红,它的作用很大,可以利用它来改变脸型。……男同志在打面颊红时(红色加点棕),要擦得淡些,女同志要鲜艳些。

  举行舞会的风气,目前在上海的工厂、机关里颇为盛行,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铺张浪费者有之,贪污腐化者有之,聚众斗殴者有之。

  据调查,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等三个工厂其中有两个厂自己都有不小的场地,但举行舞会却要去租用大舞场。他们几乎租遍了原来上海出名的跳舞场所,什么四姐妹舞厅、爱而林舞厅、大沪书场……都有过他们的足迹,排场大了要花钱,于是就采用卖舞票的办法,票价由一角、两角甚至卖到六角、八角,有时竟出现了“黑市”,贪污票钱的事,当然也随之出现。

  50年代的婚姻,打上了很强烈的革命色彩。这是新婚夫妻之间的留言(黄新原:《真情如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望你经常回忆自己幼时贫苦生活,保持自己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更望你永远保持努力学习的精神,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党员。

  《婚姻法》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告:“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正是因为新婚姻法有了这条规定,才使得众多的妇女,从不幸的婚姻家庭中摆脱出来。

  《婚姻法》是年轻的共和国送给公民、特别是年轻男女公民的一份厚礼! 新《婚姻法》推出后,有些地方执行不力,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据1953年2月3日上海《青年报》报道,由于《婚姻法》在华东不少地区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目前妇女和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现象十分严重。据各地不完全统计,浙江省57个县市在1952年1月到7月,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达438人,据山东即墨、胶县的11个区统计,半年内自杀的50人中,青年即有37人,滕县专区自杀被杀的166人中青年即有86人。其中尤以妇女占绝大多数。

  50年代,在城市中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街上挥动小红旗,喊着“叔叔阿姨听我言,不要随地乱吐痰,吐痰要罚五毛钱”。动员全民讲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也是当时新的气象。 1951年7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黄承国医师的文章:《你爱洗澡吗?》 天气热了,我们出汗更多,假如不经常洗澡,我们身上就会变酸发臭。洗澡能使你的皮肤清洁,除去污垢,少得皮肤病,又能促使身体里血液循环旺盛,增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但洗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56年7月6日上海《青年报》刊登《洗澡可到老虎灶》一文,透出了洗澡的困难:

  过去,上海首都旅行袋厂工人洗澡很困难,22个人只有一只脚盆洗澡。一到晚上,由于有的人要去读书,也有人要去开会,因此,大家都抢着脚盆要洗澡,弄得争吵起来。开始,行政上认为厂里经济困难,没法解决,后来和大家商量,就决定向老虎灶买水筹,洗盆汤。洗澡问题解决了。

  文章里所说的“老虎灶”,是上海俗语,其实就是专卖开水的店,一般也兼营盆汤和低档茶馆。老虎灶兴起于上海小刀会时期。以前开水店的添燃料处设在墙外,墙上有两小窗口,可以看见灶内的情况,如同虎眼;烧水处的炉膛口开在正前方,如同虎口;灶尾有一根高高竖起的烟囱管,如同虎尾,因此被形象地称为“老虎灶”。

  1958年,安徽有个澡堂成了全国的亮点:“农村妇女第一次进澡堂洗澡。”这成了移风易俗和讲卫生的双重新闻。年初,该公社规定:社员要半个月集体洗澡一次,同时定下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但轮到女社员洗澡时,谁都不肯进澡堂。公社领导派出妇女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动员,又让生产队女队长和下放女干部带头,最终把女社员都请进了澡堂。从此,澡堂几乎天天挤满洗澡的妇女。这件事听上去确实有点一刀切味道,但讲卫生本身,谁也不能说有错。(黄新原:《真情如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50年代,妇女浓妆艳抹的基本上看不见了,她们的发型变化比较大,比较多的是梳短直发,头发后梳,或辫子梢扎上橡皮筋,朴素利落。上海中青年妇女流行剪发,很少梳髻,少数老年妇女主要梳圆髻,或梳简便的道士髻。此外,还流行波浪式长发盘梳的几何形花纹的风凉髻。

  辫子更是上海青年女子的主要发型,式样比较单一,以朴素为美。束发也是她们的基本发型之一。女孩常把头发分成两束于脑后,形似发辫。

  1950年以后,烫发进一步面向劳动妇女,上海著名的理发店如南京、新新、华安、百乐、沪江、紫罗兰等店的理发师设计了不少新发型。

  1956年春末,一趟火车由上海开出,车上有100多口子上海理发业的同行。这些同行来自当地最有名的四家理发馆: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随车托运的还有这四家理发店烧水的锅炉、理发的椅子、别头发的卡子、磨推子的油石等一应家什儿。36小时后,那趟列车将这四家理发店由人带家什,到达了北京。

  上海四家理发店进北京,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和过问下成行的。四家理发店的师傅们进京头一个月就是四处转转、玩玩,捎带手看看什么地方合适。据说,最初的打算是,四家理发店在京城东南西北各安一家。可是,俩月过去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地儿。实在没办法了,都说东单理发馆的地方不错。当时负责接待四家美发店的就是东城服务公司,正管东单理发馆。于是,一句话下去,东单理发馆立马腾地儿。这东单理发馆的地界不错,正对着东安市场,而且面积大,一溜20多米3个大门脸儿。最后决定,四家联合成立一家大型理发店,名字就叫“四联”,也就是四家联合之意。

  上海这四家名理发店在当地单拿出来一家都是响当当的,更甭说四家合到一块儿办的四联理发店了。那会儿,京城有点名儿的理发馆剪个头4毛钱,到四联理发8毛。不过,四联确实贵有贵的地方。早年间,京城理发也就是刮个脸、修个面,基本都是为男人准备的。建国以后,京城理发行里技术确实落了伍,连会使推子的都没几个。等到四联一开张,全国独一份的10把美国进口理发椅已经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更别说师傅从上海带过来的新潮发型了,单是一手拿滚刷、一手吹风的手艺就够看头了。当年上海理发行里,讲究的就是吹风造型、手法细腻、样式新颖。顾客理了发出来,看起来活泼、精神、利落。这烫发、吹风的手艺直到今天都是四联的招牌。(吕英博:《四联美发:师傅稳定 手艺稳定》,2008年4月13日《经济观察报》)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输送洗染理发人员问题给北京市福利事业管理局、北京市福利事业公司的函。——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住在北京就常能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新中国成立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1956年1月10日《工人日报》在头版头条新闻中报道:“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中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已全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任务。图为茶叶店全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人们敲锣打鼓地进行庆祝。——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冈。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北京市民将家中的铁制品送去炼钢铁,支援国家建设匹夫有责。——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

  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收割时节,麻雀就飞来蚕食庄稼,农人们在麦田中央插上稻草人,吓跑麻雀。对晒在门外的谷粒怎么应对?父亲在晒场的内圈和外圈用旧塑料布套加工为拟人化的木墩子,麻雀光顾几率大大减少。我哥用一只淘箩和一根筷子,系上三四米长的线,隐蔽在某一处,没多大工夫,一只不谙世事的小麻雀钻入了哥哥设下的陷阱,还未尝到几粒米粒,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筷子随着套线的拉伸,“轰然”倒下,小麻雀被哥哥伸进的手给逮住了。我在旁看着,也十分开心。(陈丽珍:《捉麻雀》,2009年4月19日《新民晚报》) 1960年3月,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广播体操新鲜有趣,动作也很帅气,推行后很受欢迎。但渐渐地做操的人热情减退,因为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各小节运动的运动量已经不能适应这些人锻炼的需要。

  1954年7月,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第二套操的运动量比第一套大一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的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原因是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第二套广播体操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带有些洋味。一些妇女做操时,让她们弯腰踢腿下蹲,很不好动员,往往是害臊脸红,叽叽喳喳,笑成一团。有的怕难为情,称病不出,有的说得给孩子喂奶去。但那时的领导很认真,很严格,都把她们从家里“轰”出来做,光站队就得半天,还得点人数。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文章的记载颇为有趣:“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参考《广播体操:长达半个世纪的全民健身记忆》,2008年7月15日《北京日报》)

  第二套广播体操推行的同时,中国还实行“劳卫制”,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这也是学习苏联的。“劳卫制”的检测项目很多,包括田径、体操、举重等,这些项目贯穿着速度、力量、耐力、灵巧,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全面锻炼。“劳卫制”的等级分三档,即少年级、一级、二级。少年级和一级比较容易通过,二级比较困难,一个学校大约不足50%的学生能通过。过了二级就是运动员标准。

  为了彰显学生通过“劳卫制”锻炼的成绩,“劳卫制”有证书、证章。凡通过一个级别检测都能获得一张精美的证书和一枚证章。证书和证章是健康的标志,每个通过“劳卫制”的学生都非常珍惜。三个级别的证书大小一样:64开对折,宽7厘米,高9.4厘米;纸质相同但颜色有别:少年级证书主色为黄色,一级红色,二级紫红(证章各级主色同证书)。

  证书封面印有“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证明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发”,上方饰以劳卫制证章图案;封底有勉语“努力锻炼身体,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封内页是整张证书,内文:“×××同志,参加劳卫制×级测验及格,特发给证明书一张,以资证明”,落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上印直径5厘米的朱红公章;底端为日期;左右两端饰有8幅体育运动图案。

  50年代后期,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加上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与副食品严重短缺,国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学校的体育运动大多减少或停止,“劳卫制”也不了了之。1964年,中央正式废除“劳卫制”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新中国非常重视扫盲。扫盲采取能者为师的方法,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小孩教父母,有的地区还实行“双包”,即“师包生”、“夫包妻”。扫盲教师每天教学员几个汉字,还要复习。当时的顺口溜说:多读多练,多和生字见面。

  有的地方的扫盲班规定十不准:不早退,不迟到,不打闹,不嬉笑,不抽烟,不戴帽,不唠嗑,不睡觉,不织毛(活),不看报。

  1953年6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这大概是日后“三好”的由来。

  1955年2月,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却提出:“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准备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同年5月公布的《中学生守则》第一条也提出:“努力学习,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准备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1957年2月,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新中国成立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增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404.8元)和(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建国初全国工资等级无统一体系 吃顿西餐两块》,2007年9月30日《新闻午报》) 该文还记载,这次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50年代是纯真的年代,简朴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和火热的理想。但更革命、更火热的生活,却是在60年代。不过国家和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50年代生活记忆:纯真时代的衣食住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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